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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丰:这10个道德心理学思考,让我们看清疫情中的人心与人性!

2020-02-21 14:53 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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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喻丰

我就是武汉人,每天看到的数字背后分解为个体,都是故事。我很沉默,心理学教给了我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观察和理解社会行为。这里有血有泪,也有善有恶。人心每到极端之时,也总会以它规律性的方式表达。在大爱无疆、逆风前行或许已然被人心免疫的现在,无良、无耻、无德的现象更让人义愤。扒医生防护服、用唾液抹电梯、买口罩者囤货居奇、收捐赠者别有用心,谩骂宣泄不绝于网上,愤怒声讨传播于民间。凡于困顿处,道德从不迟到、更不会缺席,它只会作为主角站在风口浪尖。作为道德心理学研究者,我想几个问题,可供有智慧和良知的大家思考。

一、谨慎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评价他人、给人贴好坏的标签是人际知觉的第一要务。它通常快速而直觉。也就是说,当你才和人接触时,你就在判断他是个好人抑或坏人,伴随于此的,是他有无能力、是否随和温暖。这是个自动化的过程,你没有仔细思考,它就璨然而过。大义面前,更是如此,判断更快、更简单,贴标签更加极端。

疫情发生了,民众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做,而通常是如何归责。这是因为道德判断在所有判断的前面。因此,似乎在刚开始时,每天都会有舆论指责一个确定的对象,让他来承担责任。湖北与武汉的官员、武汉病毒所、中国疾控中心甚至蝙蝠等都享受过如此殊荣。我们已然不是给他们做道德判断,而是道德审判,人在群体中容易做出极化的审判,言到深处恨不能杀之而后快。

人在群体中也容易泛化,所以仇恨甚至会泛化到大部分懒政的官员、所有武汉居民、只知道发文章的科学家甚至所有动物。我们必须知道人是情境动物,许多行为是情境与角色使然,要给一个人贴上道德标签必须观察它在各种情境中的平均数,这种情境包括日常,也包括极端状况。日久见人心并非没有道理,慎贴标签,慎做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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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惕贴完标签后的自我确证

人不怕做错事,怕的是做错事没有理由。所以我们每天心理活动最多的便是寻求道德理由,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甚至是自我确证的机制。

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早已发现道德失语现象,当你问别人一件事情是否道德时,他能很快给出答案,你问他为何,他却常常愣住无法作答。我们都是先判断,再找理由来支撑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性地注意、选择性地记忆、选择性地传播那些能够支撑我心中快速做出的那个好坏的证据,而选择性地对其他事情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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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旅客在机场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偏见的态度和信念总在不断增强。你被新闻简单一说,就认为武汉人吃野味此处的病毒,你不会再去看最初也有非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你看着条幅简单一写:武汉回村,断子绝孙,你就真的对所有武汉人都产生了歧视和攻击,你忽略那些武汉人英勇抗疫的好事,仅仅就知道翻看微博上那些你想知道的事情,还告诉旁人:你看,这个武汉人吃药去了巴黎,这个垃圾害了整个欧洲,武汉人都该死。警惕自己认知上的偏见,随时审视自己。

三、提防被极端集体情绪所染色

群体带来的匿名性是卑劣的根源,但群体带来的凝聚感却又是高尚的符号。本来网络时代信息之多元应该让人理性,但是现实是,我们只选择那些能够确证自己信念的信息。因此,网络让意见相同者聚集,让群体更加极化,你本来应该表现出普通程度的愤怒,在此发酵便成了义愤暴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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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是,在如此情况下你做出不道德行为是隐藏在群体中,可以更加偏激、更加过分,而你还浑然不觉,并感受到群体给你带来的荣光。我最害怕的局面可以想象,也许有的地方会以非人道的方式来对待武汉人,不让他出门、活动。倘若武汉人与之争辩,也许有不知是谁的好事者在人群中喊那么一声“打死他”,他也许真的会被情绪极端的群体所伤害,而伤害还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道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我想提醒大家预警。

四、弱化我们不可战胜的感觉 

我们终将会战胜疾病,这是一句完全不会错误的话语。那是肯定,因为终将没有限定时间。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当我们被群体情绪感染时,他就自我显得高大起来。他会觉得群体无所不能,他会排斥异议者,甚至会觉得群体道义神圣而毋庸置疑。

就现在而言,我们需要以不一样的心态来看待疫情,而非单纯情绪性地鼓吹我们的胜利。人的意志不是万能的,当你病来如山倒时,你就知道意志很难敌得过身体。心理的效用是有限的,要有限地看待再具体事件中的人定胜天,我们的民族有这样的历史,也吃过这样的亏。我们不能低估病毒,因为我们群体里确实有人已经被它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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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在切实的手段、科学的预测、精准的治疗,这是理性的,在应对如流的做法和考虑周全的方案的辅助下,我们才配得上终将胜利。所以你不会相信某些政府官员在几次念错稿子的情况下能给你带来胜利的消息,这只能换来绝望,而你会相信对答如流的医生学者,因为他们看起来让你能理性思考,认为可行,带来希望。

五、呼唤真实有魅力领导形象

具体领导抗疫者的地方官员应该在危难时候表现出配得上处理危局的形象。我这几天都在看新闻发布会,我相信地方官员绝对都身先士卒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这个媒体形象还是不够的。

按照心智知觉理论,现在这种时候,地方官员需要的是一种能动性很高的形象,雷厉风行、一言九鼎、说话狠准、有理有力,甚至可能需要一些个人情感表达(如一点离经叛道不该是官员说出的反刻板印象的话),以体现他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性,而非人们对于官员的刻板印象。想想非典时候的时任北京市长王副主席和之前的朱总理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很明显的一点是,这是战争,不是抗震救灾,这是争斗的时候,不是大爱无疆的善后。所以相对来说体验高的领导形象没有那么管用,想想温总理。但是这些形象都要好于刻板化、一般化的官员形象,至少一直以来的采访可以看出来,我的家乡父母官在这点上没有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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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官员在形象上应该表现出真实,如果可以更好的话,他应该表现出魅力,即拥有形象雄健、讲话精炼有威严、判断简单明了、处事迅速果决、能捕捉和支配情感、行为举止有吸引力、有能言善辩的口才、还与群体保持一定距离。面对公众,这是需要做到的,也是能够轻易改变公众观感、塑造公信力的方式。

六、切忌神化个人造成道德绑架

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言道:群体首先需要的是神而非其他人。我们是个无神论的文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当大事发生时,我们便呼唤神。如果每天你看到的死亡人数是数字,那么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在非人化这些个体。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流泪的故事,我感觉他们与我很近,我能感受,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个体。

而更进一步,我们还能将个体或者职业神化。比如我们会神化某些专家,将他们的话奉若神明,作为不可改动的判断。你可知娱乐明星如何能洗白吗,他可以将自己的丑事宣传获得大量关注,再通过作品和能力让你对他黑转粉,这不容易。你仔细想想,是黑转粉容易还是粉转黑容易呢。黑转粉需要不少好事,而粉转黑只在一瞬间。在心里将一个人神化意味着将这个人置于高台之上,也意味着将其放置于火上煎熬,他只能对不能错,一点问题可以让他万劫不复,从众人追捧变为万人唾弃,这并非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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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神化某些群体,比如医生、护士。如果这段时间有人值得讴歌,那一定是他们。但你别神化他们,别太过宣传他们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而负重前行,虽然这是事实,尤其别去过度消费那些因公殉职的医护人员。这导致的结果是,医生被架在了你的道德台阶上,他累了病了还得继续工作,他没有任何防护也得拼上前线,如果不这样,他和你都会觉得不道德。这也是悲剧产生的来源之一。

七、留意共情个体的聚光灯效应

共情是一种道德情感,感他人之所感,才能理解他人的痛苦,才能促进个体做出道德行为。但是心理学家布鲁姆也断言,共情对于社会而言反而有害。也许共情对于特定个体有益,但是对于群体,尤其是遭受灾难的群体而言,它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共情的对象通常是一个个体,而他不是整个群体,你的共情让聚光灯集中于这一个单独的个体,而可能忽略其他更有可能、更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整体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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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近日李医生之离世,让所有人将焦点集中于他,他是个好人和某种程度上的英雄,而他的死成为了民众发泄情绪的口岸。而其实那两日还有大量患者在武汉需要救助、大量医院需要物资,他自己还有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与身怀六甲的妻子。从社会收益最大化来说,把注意资源聚焦于他们会更有帮助。这只是一例,甚至当我们将所有目光和注意资源投向武汉时,也应该知道,当我在共情武汉时,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也许也一样需要更多照顾,而不是真的灯下黑,他们也许医疗资源和人员均不如武汉,但也急需救治。

八、判断阴谋论信念及其可能原因

我们每天被信息逼成了情绪狂热状态,而如霍弗所言: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分子便会彼此为敌。我可以预料武汉甚至湖北会被地域黑很久。更可笑的是,似乎不止是中国各地,我们对外国的态度也在被各种带节奏和比较。

我看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舆论:日本在野党捐款,还在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真有文化;巴基斯坦依然铁,倾尽国库来援助,何况人家并不富裕;俄罗斯以吨为单位送来物资,一声不吭卸货就走,硬核援助;朝鲜早早就关上国门,塑料友谊;美国光嘴上说,什么都没有做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援助,普通人际交往我们都知道以得失分亲疏、按境遇论关系者是下等人品。所以此时对我们援助及如何援助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态度。但人通常都不是理性考虑的,一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就让你放下了之前还心存芥蒂的国仇家恨,而一个笑话就可以让你质疑另一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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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需要外敌来化解自身矛盾,但切勿将外敌泛化、符号化。有谣言说:美国体育大国,奥运会都是第一,怎么几个月前武汉开个军运会,美国才拿一块金牌,这些美国军人在武汉干了什么?这种信息还叫你品,叫你细品。你再讨厌美国,也要知道美国也有争执不休的两个党,也有意识形态不一的选民,也有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司,更有不少心忧疫情的普通民众,别因为对一个国家的不满泛化到了国民,这个道理对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等最近出镜的国家都一样。这和别对武汉不满就歧视武汉人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朋友以及来自朋友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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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推测意图是进行道德责任归因的首要因素,但是在信息不明确的时候,尤其是大敌当前,别对信息做动机推断,客观地看信息,若对信息进行过度的动机推断,那么你就无法准确地看待信息了,它添加了其他东西,导致你很容易阴谋论或者产生其他心理变化。有人说这个这么严重一看就是美国人搞的,振振有词;有人说这是香港人说的,他们别有用心;有人说这是政府发布的,他们就是为了维稳肯定不对。这些都是没有对信息进行客观看待的结果,你添加了动机,导致你有了自己的偏见和态度。

九、正视相对剥夺导致的报复社会

实证上没有任何研究证明人性完全是善良的,我们至少有自我服务的动机。人习惯于将自己放在世界中心的聚光灯下,我们是自己的中心,这无可厚非,但我们通常忘记的是,世界离开了我们也真的照转不误。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焦点错觉,其实哪怕你穿着奇装异服出去溜一圈,看你的人也比你想象的少很多。日常生活中我们做错了事情就是外在环境不行,别人做错了事情就说他人不行。你要问夫妻双方各自承担多少家务,加起来远大于百分之百。这些事情无不说明了我们的自我中心以及其造成的自私。

但是,这是可以原谅的,无法原谅的是过分的损人不利己,报复社会。患者撕扯医生防护用具要与其同归于尽,患者故意在医生面前脱下口罩还对医生咳嗽,隔离者故意向电梯按钮涂抹口水……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无法遏制骂人之心。他们有人性吗?也许他们就是反社会的,也可能他们前一天还在微博悲惨地求助甚至还在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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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是个别现象,但如果是后者,那也反映出一些心理规律,更多时候是个体在极端情况下的自我服务动机驱使以及在过于悲痛或者丧失希望时,出现的相对不公平感或者相对剥夺感,并最终做出的。人对于一件事情的最终认命和死亡一样,怎么也要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几种阶段。在否认和愤怒阶段,他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是我?凭什么倒霉的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只惩罚我?这种相对剥夺感让人报复社会,干脆同归于尽,都不要好。好人因为没有好报变恶的桥段在电影中经常出现,但是你想过吗?如果你是个好人,就做好事就好,还要什么报呢?

十、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对人的尊重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都不敢反对所谓的硬核宣传。我表达了几次,都被人告知,这样有效。但是有逻辑的人都知道,结果不代表过程。饮鸩止渴有效,但也没人这么干啊。这些宣传中的标语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这些标语真的值得宣传吗?这甚至不仅是对人的侮辱了。这种标语又是在将人分为阶级、分为三六九等、分为敌我、甚至分为人与非人,这就是偏见、歧视、攻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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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记得我们是人,别人也是人,人有人的尊严,对人的尊重是为人的基础。这种价值观尚在大肆宣传,令人触目惊心。想想印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日本,这本是被称作蛮夷的秦人战歌。别说写这种下作标语老百姓才看得懂,那是在丑化和歪曲他们。对人尊重,也知道对自然尊重,对动物尊重。半夜将猫狗扔出窗外摔死者,和吃野味者,谁更该指责尚未可知。尊重人、尊重自然、尊重动植物、尊重造物主给我们的山川河流,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请记住鲁迅先生的话,“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做好自己,保有良知,望明早天晴,黄鹤归来,梅园花开,武汉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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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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