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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静云: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2020-02-21 10:40 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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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省伦理学学会会长龙静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我国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不尽如人意,生态道德问题与其他道德问题一样严重妨害人民幸福生活的背景下,明确提出了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而2019年1月在武汉市暴发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无疑印证了我国一部分公民极其缺乏生态道德素养这一现实和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可以这样说,加强我国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既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构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深层原因是公民缺失敬畏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生态道德素养

武汉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发生以来,有理性的人们都在追问:是什么把人变成了“行走的病毒”?为什么一时之间外出的“武汉人”成为提之色变、人人避而远之的“异类”?又是什么将原本齐享欢乐的传统节日----春节变成隔离与禁锢的艰难时日?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其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一部分公民严重缺失敬畏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生态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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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是人类的一种伦理精神与道德品格。早在两年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意是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有德之人,敬畏圣人的思想理论;小人不懂天命而不加敬畏,对有德之人态度轻慢,对圣人的言说多有轻蔑。这其中的“天命”实际上是指自然及其运行规律。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对自然和自然规律怀有敬畏之心呢?这是因为,人类是自然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高级动物,人是自然之子,人类必须根据大自然的时节变化、气候变迁与星移斗转来安排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如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春夏减衣、秋冬加衣。即使是饮食,也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依时节而变。这表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在根本上必须服从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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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向人类提供生命存活与延续的物质给养,每个人的衣、食、住、用、行所需要的物质资料,都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和馈赠。因而,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而从自然生态史来看,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某些动植物就早已生活于地球之上。这就意味着,相对于人类而言,某些地球生物是“长者”、是“前辈”,具有比人类更为悠久的地球生活史。对于这些“长者”和“前辈”,人类应该对它们予以敬畏、尊重和爱护。上述所言,就是“至圣先师”告诫人们必须“畏天命”的理据所在。

现代自然科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地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这就意味着,每一生物物种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都有他人他物无法代替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并且,任何一个物种,上至人类下至一株小草和一只蚂蚁,也都有着自身的生存法则和对外部入侵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每一地球物种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态位”。就人类而言,站好“生态位”不仅要求人类必须有特定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边界,而且要有正确的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且与其他物种保持适度的张力与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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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地球的生态系统具有人类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强大力量,如果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超越自己的“生态位”,一方面不仅破坏和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过多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占、挤压其他生物物种生存的空间,或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盘中美味,这些疯狂行为势必招致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物种的强烈回应与报复,给自身的生存带来危机。因此,老子就曾告诫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它不争或没有自己的私利。恩格斯也警示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对于这样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正因如此,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安排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用生态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人类对自然心怀敬畏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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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次武汉开始暴发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来看,人类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有些人非但不主动地敬重、关爱和保护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自然以及地球上的各种野生动物,而且肆无忌惮地杀戮和食用野生动物,以此作为满足口食之欲,体味所谓新鲜感,并以此作为标榜财富、身份乃至地位的方式,正是这种蔑视其他生物物种生存价值、严重缺乏敬畏自然伦理精神的行为,使得我们今日惹祸上身,自取其灾,承受着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这场灾难告诫我们,加强我国公民的生态道德建设刻不容缓。

二、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目的:提升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为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在生态方面奠定基础

《纲要》明确指出:“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因而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这意味着,加强公民的生态道德建设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立生态道德之基,正生态道德之本,塑生态道德之魂,以提升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动(包括野生动物)之间和谐共生的良好关系,为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在生态方面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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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态道德之基。《尚书·泰誓》中有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恩格斯也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正是大自然孕育、创造了人类,因而大自然是人类的生身父母,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之基。所以,人类的生态道德要立足于人与自然这一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现实地将生态道德的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这一点,恰恰是人类真正过上并享受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并且,这种确立不仅仅是在生态道德理论层面的确立,还必须是人们生态活动及其实践之中的确立。唯有首先明确确立自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性地位,我国的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才会有坚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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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生态道德之本。毋庸置疑,“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也是执政党立党治国必须坚持的根本宗旨和伦理原则。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及其后果也日益凸显。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现实地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则成为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大阻碍。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的生态道德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伦理理念和原则拓展到自然生态领域,将“以自然为本”现实地纳入到生态道德之本真意涵之中。而所谓“以自然为本”,就是指人类在维护与实现自身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审慎地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及其限度,以科学的生态精神与负责任的生态伦理实践维护与促进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与利益。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以自然为本”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以人为本”。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毫不顾及自然与生态承载力的单向度的“以人为本”,本质上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其实践结果必然给人类自身带来无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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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生态道德之魂。生态道德是内容繁多、系统庞杂的体系。而生态责任无疑是生态道德体系的灵魂。这是因为,在生态危机不断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不断恶化,人们的美好生活越发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现实制约时,只有以生态责任理念神贯通和挈领生态道德体系,生态道德才能不断拓展、丰富和鲜活起来、才能显现生态道德在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方面的重大作用。因为生态道德体系在理论和内容上涉及到对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在实践中能够唤醒人们的生态良心,激发人们的生态情感,培育人们的生态理念,提升人们的生态审美能力,深化人们的生态实践,而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聚焦于一点:公民是否由生态道德建设培养出强烈的生态责任精神并自觉承担和履行生态责任,将决定着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价值和效益,也决定着我们所言的美好生活在何种程度上称得上美好。

三、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公民生态道德建设应突显的几个重点

第一,以法治力量推进和保障公民生态道德建设。制度与法律是规约行为、扬善抑恶、道德教化中不可或缺的刚性力量,因而公民生态道德建设必须以其为重要后盾。而良法是善治之始,此次武汉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暴发,告诫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完善已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另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以及保护生态安全的需要,制定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层面做到全面禁止一切捕杀、售卖、饲养、食用野生动物以及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与现象。而在全国性的立法出台之前,各省市都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包括政府、企业、公民个人在内的所有自然人的生态行为进行严格规约,对公民的生态失范行为给予严厉惩戒,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真正发挥法治对全体公民生态行为的规范、惩戒、震慑、警示与教育作用,这样,像SARS和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和灾难也就不会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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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断加大面向全体公民的生态知识传播和生态教育力度。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态知识,是公民履行生态责任的前提,因为公民只有知其善才能行其善。而事实上,我国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较低,与他们接受的生态教育不足、生态知识素养缺乏有关。当前,各级政府要组织媒体和生态环境专业人士,利用各种方式持续不断地对公民进行生态知识的传播,帮助所有公民全面了解生态系统和人类承担的生态责任。目前最为迫切的是要让公民了解生态系统和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认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在生态系统中都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具有智慧的人类必须与其他物种和平相处,尊重和维护它们的存在及其价值,这实际上就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不仅如此,还要了解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规律人类无可抗拒、不能违背,人类只有敬畏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在上述生态知识的传播和教育中,要把复杂高深的理论简化为内容生动活泼和可视化的通俗知识体系,这样,普通公民才能将这些知识听懂、识记和理解,并将其铭记于心。与此同时,还要把生态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呈现给受众并产生震撼力量,由此唤醒公民内心深处的生态良知、不断激发生态觉悟,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与工作实践中自觉反思和审视自己的需要、欲望与行为,进而不断矫正自己的不合理需求、克制不良欲望并减少盲目行为,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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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公民生态道德建设融入公民成长的“生态嵌套结构”及其运行全过程。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有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 这一观点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但马克思对其又给予了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而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将上述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个体生存的环境系统可以称之为生态系统,它是“一组嵌套结构,每一个嵌套在下一个中,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并且嵌套结构是一个由微系统、内部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这样一个由小至大、由内向外的嵌套结构构成的生态系统。其中,小的嵌套结构如家庭、学校、社区、企业等等,大的嵌套结构如共同体、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地球和自然生态。由此可知,每一个个体对自然的敬畏精神和生态道德的形成也是在嵌套结构中受结构运行造化和影响的结果。而家庭生活、学校教学和学习、职业活动、社会公共场域等等,就是每一个个体生活于其中的小的或较小的嵌套结构,公民生态道德建设必须与各个嵌套结构的运行紧密结合起来,而非游离于生态嵌套结构的运行之外。即是说,要把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内容贯穿于家庭、学校、政府、企业、媒体、民间组织等各类组织及其规则和组织运行的全过程,使每个公民无论是在何时、何地,还是在做何事或履行何种职责,都能接受到生态道德知识的教育,都能感受生态道德规范的约束,都能受到生态道德批评的监督,都能获得生态道德践行活动的感染和激励,如此,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才能通过嵌套结构的运行而一步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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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升和锻造公民的道德素养与生态道德品格。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这里所表明的是,具有某种美德的人是通过实践锻造而成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美德,我们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社会所期待的有德之人。而道德实践总是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在公民的购物、消费、学习、出行、娱乐、体育锻炼、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中,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是从不浪费粮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和塑料袋、不践踏绿地草坪、不乱砍乱伐森林树木这样一些具体道德行为的反复实践才开始生发的,而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节约资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环境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修复、生态审美、生态责任等更高层次的生态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则需要更持久的实践和磨练,才能由外部的他律转化为公民的自律,最后形成稳定的生态行为习惯和生态道德品格。而随着公民生态行为习惯和生态道德品格的形成,我们就可以日益减少人类“生态足迹”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污染,通过发展方式的变革和生态修复还大自然以其原色;同时彻底杜绝对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强占和挤压以及对野生动物的猎杀与消费,进而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关爱、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伦理自觉与生态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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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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