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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老师的这封信,她决定回归初心、回归中国伦理学

2019-10-14 13:35 首届国杰论坛 刘武阳

摘要:2019年10月12日,首届国杰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发言中,中山大学教授李萍老师几度哽咽,她的发言给与会的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会场被深深的感动了...... 24年前的九月末,正在读博士的李萍老师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长达五页纸。直至今日,此封来信仍深刻的影响着李萍老师。 时隔20多年,李萍老师在退出中山大学的领导岗位后,决定用自己的下一个十年,回归自己,回归初心,回归伦理学。而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正是这封1995年9月29日,她的导师罗国杰先生的来信。

李萍老师

摄影:张伟东

2019年10月12日,首届国杰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发言中,中山大学教授李萍老师几度哽咽,她的发言给与会的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会场被深深的感动了......

24年前的九月末,正在读博士的李萍老师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长达五页纸。直至今日,此封来信仍深刻的影响着李萍老师。

时隔20多年,李萍老师在退出中山大学的领导岗位后,决定用自己的下一个十年,回归自己,回归初心,回归伦理学。而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正是这封1995年9月29日,她的导师罗国杰先生的来信。

罗先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论文要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要尽可能地结合现实生活的情况,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面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有许多问题,从发展上看,都会在其他地方发生。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望能多加考虑。”时隔24年,李萍老师也在此次论坛中以论文以及发言的形式向罗老师作了汇报。

小编通过会议录音整理出了李萍老师在论坛现场的发言如下:

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首届国杰论坛》和“罗国杰伦理学教育基金的第二届颁奖大会”,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情来的。

我们刚刚过完国庆,我们新中国走过70年,非常不容易。在这条不平凡的路上,我们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有为,创造了许多的奇迹,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这样一个金秋,开这样一个会,确实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在曹刚主任的带领下,和哲学院共同主办这次的盛会,吸引了来自全国这么多的学者、专家、同道,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是带着我讲的这种“朝圣”之心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伦理学的一个重镇,有着60多近70年的发展历程。在罗国杰先生的开创和带领下,人大伦理学从无到有,到今天成为国家的伦理学重镇。我想罗老师的思想和精神,是留给我们永远的宝贵财富。因为只有20分钟发言时间,我的论文已经在论文集里面,所以我想先谈一点感想,然后我简单地把我论文讨论的问题报告一下。  

我在论文的开头引用了24年前,也就是1995年9月29号,我的恩师罗国杰先生给我写的一封长达五页纸的信中的一段话,对我的学习、研究以及我的论文给了非常详细的指导意见。

这封信清晰地记录了罗老师诲人不倦的师德与风范,也饱含了罗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殷切的希望。我想罗老师在九泉之下知道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伦理学的同仁、学生聚集在这里,探索中国伦理学的发展问题,他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罗老师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不仅是对我,而且是对我们所有的伦理学人,都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教导。罗老师说:“论文要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要尽可能地结合现实生活的情况,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面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有许多问题,从发展上看,都会在其他地方发生。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望能多加考虑”。  

罗老师的段话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是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这是价值导向的问题;二是我们要关注社会,先生特别强调要关注这个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发生的新问题,因为伦理学不是脱离社会的一种自足性的空洞的理论,它是要回答社会生活的问题,并引导社会生活的,是帮助社会如何建立秩序,如何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给每个人安身立命以良好社会环境的社会的这样一种学问;三是要我们通过研究思考,能提出有见地的见解,这体现了先生对青年人的包容、鼓励探索、追求真理的一种科学精神与道德情操。我清晰地记得,每次来北京到罗老师家里汇报学习、研究情况时,他都非常悉心地听我讲,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发生了什么新情况?青年学生们对这些问题有些什么反应?他非常希望我去研究面对现代社会提出的新问题,希望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下,做出有见地的回答。可见罗老师的思想是非常开明的,他对国家、对人民情怀满满,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先生特别关注我们中国的伦理学怎么样去回应现代社会提出的问题,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怎样的伦理秩序是恰当的,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应当如何引导社会的健康发展等,罗老师有着很深的思考和定力。

我之所以说我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就是希望在罗先生开创的中国伦理学事业的沃土上,给自己一种新的期待。大家知道我2017年退出学校的领导岗位后做了一个选择,我想比起青年教师,我已进入人生的第二个“创业期”,能真正做学问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想从现在起用十年的时间,比较集中精力地做中国伦理学的教学研究及相关工作,我不知道能做多少,能做成什么,但我决心已下,定力不变。我内心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对老师有个交代,不辜负罗老师对我的培养与殷切期望。

我的第二点感想,是受到今天几位老师的发言启发而感的。今天几位老师的发言确实让我很受启发,我发现他们几乎同时都有个焦点问题就是对伦理学学科的发展有“困惑”,如万老师谈到的,在西方上帝管个人,法律管大家,是吧?那么在我们国家如果说把道德归到私人领域,政治法律管公共的领域,而且我们已进入一个非我族类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伦理学是不是被压缩了?它应归到哪个领域呢?赵老师的发言也不约而同地谈到“双重挤压”的问题,既传统伦理强调把“利”排除在外和“政治正确”的双重关系问题;焦老师提出情理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建华老师提出欲望与道德的关系、樊老师再次强调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及在中国伦理学建构的意义等。我以为这都是关于新时代中国伦理学学科与研究的基础性的原问题。

我知道这是一种“深刻的困惑”。他们都在用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去探索新的、中国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是选择我们怎么走出伦理学的困境,寻找伦理学的边界与境界等。以“困惑”的方式提出问题,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伦理学的建构发展有更深的思考。

我的基本认识就是,我对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习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根本的自信,意味很深。我年轻的时候读《国家与革命》,就有一种粗浅的概念,即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那么国家消亡之后,法律就退出了,因为法律是国家的机器呀。那么这个社会还要维持持续,只要人类存在,它就有伦理关系,就需要道德。所以从发展趋向上看,我并不担心被压缩或被挤压。

第二点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困惑变成寻求在新时代建构中国伦理学、在更深入、更全面研究伦理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伦理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新机遇、新起点、新动力。我想,我们中华传统伦理讲五伦,后来台湾的韦政通先生提出第六伦:即个人跟陌生社会大众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已进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是不是可以提第七伦?就是我们与虚拟人的关系?从学科的角度,先在也进入一个跨学科的时代,凡涉及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不可能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或回答的,所以我主张学科有边界,也没边界。任何学科都是相对划分,都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伦理学更是如此。所以我并不担心会被压缩,或者我们变得不像谁或者是谁。我们应该不断地在回应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追求伦理学的真谛与境界,更好地服务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是我们伦理学工作者的使命。

我发言的时间所剩不多了,简单讲几句我的论文,有兴趣的同道请阅读文本,欢迎与我讨论交流。我这次提交的论文题目:现代道德教育价值取舍的难题与出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在罗老师的钦点指导下,研究现代道德教育的问题。博士论文是在罗老师和焦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我想续着博士论文做进一步的思考。大家知道,道德教育是伦理学的应有之义,尤其是中国伦理学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及其重要的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中最重要、宝贵的的资源,我们研究的相当不够。我这次论文提出的问题是:现代道德教育到底是要成人以德性,还是要成人以规范?如何澄清德性与规范在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地位?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纠缠现代道德教育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给现代社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错了,会引起社会更大的道德问题。从道德教育的理论上说,德性与规范的平衡,就是道德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二者的平衡,意味着行动者的德性,是实践规范的结果。

简言之,就逻辑顺序而言,德性始于规范,规范止于德性,正可谓“立德树人”;从价值序列而言,规范是德性的手段,德性是规范的目的。只有坚持这样的价值定位,道德教育才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大的道德自由。

作者:刘武阳

责任编辑:刘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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